卫辉乡贤吕大临

元佑七年（），范祖禹以其学行和人品出众，向朝廷举荐他为太学博士讲官，但还没来得及任用，他就去世了，时年仅四十七岁。

吕大临一生著述甚丰，除《考古图》、《考古图释文》外，见录于《文献通考》、《经籍考》的有《易章句》一卷、《芸阁礼记解》十六卷、《论语解》十卷、《中庸解》一卷、《老子注》二卷、《玉溪集》二十五卷、《玉溪别集》十卷、《西铭集解》一卷、《编礼》三卷，它们是研究吕大临关学思想及宋代思想哲学的重要资料。只不过由于有关关学方面的著述大多失散，只留下《考古图》十卷传世，也正因为如此，才凸显了吕大临在金石学上的影响和地位。实际上，无论是学术经历，还是学术成就，吕大临都首先应该是理学家和关学大师，然后才是金石学家，它的金石学研究是为其论道考礼的经学研究服务的，他在经学、关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远大于金石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

吕大临的主要著作有：　《礼记解》、《大学解》、《吕氏家礼》、《考古图》10卷　、《易章句》1卷、《大学说》1卷、《礼记传》16卷、《论语解》10卷、《孟子讲义》14卷、《玉溪先生集》28卷

又与其兄大防合著《家祭仪》1卷。吕大临的思想虽然带有不少理论思辨的色彩，但其为学却充分体现了关学注重实际、身体力行，学以致用，以复三代之治的特点。吕大临虽然潜心学问，但并不是埋头钻研，而十分注意关心国家大事。当时，很多高官任人唯亲，嫉贤妒能。针对这种弊病，他竭力主张改革考试方法和学制，选拔真正有学识、有能力的人才，委以重任，任用之后还要勤于考察，胜任者留职或者提拔，不胜任者降职甚至罢除。他的这些改革主张，有的放矢，颇有见地。范祖禹以其勤奋好学，人品出众，曾向宋哲宗推荐，任他为太学讲官，但未及抵任而逝，年仅47岁。

吕大临的文章写得很有特色，而且功力深厚，他为怀念张载和程颖两位先师而写的《横渠先生行状》和《哀词》，行文婉约有致，沉痛之情溢于文中，读后令人确有思念之感。只有一百四十四字的《克已铭》，则用词典雅，正气溢于言表，确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三朝元老富弼早先参与范仲淹，“庆历新政”（改革），后又反对王安石变法，被王安石革职在家，意志消沉，信教于佛门，吕大临当嘱晚靠，亦然写信劝到：“古者三公无职事，惟有德者居之，内则论道于朝，外则主教于乡，……不入于士，则入于释……”。使官弼恍然醒悟，立即复信谢之。程颖称吕大临守横渠气节甚固：“每横渠无法说处皆相存”。说明他既学“洛学”的长处，又守“关学”、“注重气节”、“躬行礼仪”的传统。吕大临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关学研究上，到了晚年才开始从事对青铜器的收集与研究，是最早将青铜器铭文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所撰《考古图》和《考古图释文》两书，奠定了现代考古学、古文字学的基础。《考古图》共十卷，收录了当时秘阁、太常、官廷内藏和民间青铜器二百二十四件，石器一件，玉器十三件，大多是价值极高、造型精美的精品。每器先摹画器物图像，定以器名，然后又写短文叙述出时间、地点、大小尺寸、容积重量、流传经过及收藏情况。《考古图释文》是吕大临对其他八十五件青铜器的文字用《广韵》四部进行编排，系字于其下，用于纠正当时人们对古字的形、音、义的一些传统看法，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第一部参考书籍。

吕大临不但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还是中国最早的金石学家（青铜器专家），他的著述很多，大部分著作随着岁月的流失而失散，只留下《易章句》和《考古图》。《考古图释文》奠定了现代考古学、古文学的基础。他将青铜器铭文做为一门学问系统地进行研究，并对文字加以考证。《考古图》共十卷，收录了当时秘阁、太常、官廷内藏和民间青铜器二百二十四件，石器一件，玉器十三件，大多是价值极高、造型精美的精品。每器先摹画器物图象，定以器名，然后又写短文叙述出时间、地点、大小尺寸、容积重量，流传经过及收藏情况。《考古图释文》是吕大临对其他八十五件青铜器的文字用《广音句》四部进行编排，系字于其下，用于纠正当时人们对古字的形、音、义的一些传统看法，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第一部参考书籍，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和推崇。。吕大临虽然在金石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因此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和推崇。但与后代把吕大临及其撰写的《考古图》当作现代考古学的奠基者和奠基作之一不同，吕大临从未把自己所从事的对青铜器的收集与研究当作单独或独立的学问看待。可以说，吕大临所从事的对青铜器的收集与研究完全是为其倡导和践行的明礼教、恢复三代礼制的关学宗旨和古礼研究服务的，是其经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先生学通《六经》，尤邃于《礼》，每欲掇习三代遗文旧制令可行，不为空言以拂世骇俗”。他研究古器物，并不是为了收藏把玩，而是为了理解、吸取古代思想文化的精义，探求古代社会变化发展的轨迹，补救经传之缺失，改正诸儒之谬误，并供后学者作参考。对此，他在《考古图后记》中也有明确的说明：“予于士大夫家所阅多矣。……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也。以意逆志，或深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天下后世之君子有意于古者，也将有考焉。”这既说明了吕大临编纂《考古图》的目的，也反映了吕大临求实、贵用的治学精神。不独吕大临如此，北宋朝朝廷及士大夫热衷于古代礼乐器物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也与经过唐末和五代的割据﹑混乱之后，宋朝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建立严格的纲常伦理而大力奖励经学，试图恢复古代礼制的政策导向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也可以这么说，发端于宋朝、日后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术门类的金石学是宋朝复古思潮和经学研究的派生物、副产物。

南宋时朱熹说他“于程子门人中最取吕大临”，并把他与程颖相比而论。可惜吕大临不幸早死，时年只有四十七岁，程颖称他“涵养深醇，妙达义理”，特哀大临“不幸早死”。年1月中旬，位于陕西省蓝田县三里镇乡五里头村的吕氏家族墓被盗掘，西安市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破获了这一盗挖古墓文物案，查缴文物89件（组）。计有西周乳钉纹铜簋、汉代朱雀铜熏炉、盖鼎、盘、镜、灯、三国重列式神兽章纹铜镜、北宋“政和元年”（年）铭歙砚、錾花铜匜、菊瓣形双龙纹白石盘、螺杯盏、石单耳杯、执壶、“湖州照子”铭铜镜、鎏金铜箸、匙以及宋代的青釉刻花花口瓶、镶银花口青釉刻花钵、包金包银青釉瓷盏托、蚌雕围棋子等器物。部分宋代以前的铜器有宋刻铭文和墨书题记。镶银花口青釉刻花钵、包金包银青釉瓷器等均为首次发现。经陕西省文物鉴定组初步鉴定，这批文物中属国家一级文物3件、二级文物11件（组），三级文物49件（组）。文物数量之大、级别之高均属罕见。

这批已经追缴的被盗文物中既有北宋文物，也有不少汉唐及西周铜器，表明墓主人是一位极喜收藏且收藏宏富的收藏家。从吕氏四兄弟的经历和身份看，人们自然首先想到的是吕大临。但根据出土文物上的铭文及墨书题记，被盗墓葬的下葬年代不早于政和年间（—），而吕大临却早在元佑八年（）就去世了。因此，这批文物显然不属于吕大临。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情。根据有关资料，吕氏家族墓共有吕氏四兄弟及吕通等人墓冢15座，现封土俱夷为平地，地上已无任何标志。据盗墓者交待及当地村民介绍，为盗掘吕氏家族墓，盗墓者曾花了近半年的时间进行踩点勘查，最后选定了位于果树林中的一座墓葬进行爆破盗掘。由于墓内情况不明，加上时间匆忙，他们第一次仅盗走了墓内的部分文物。为了便于再次作案，他们离开时对盗洞做了精心的遮掩和伪装。但未及再次作案，就落入了法网。因此，被盗墓以及未被盗掘的吕氏家族墓中应该还有为数不少的文物。由于吕氏乃世代书香的官宦之家，加之宋代私人收藏之风极为盛行，除吕大临之外的吕氏兄弟收藏拥有大量宋以前的文物当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这座墓真属于吕氏其他兄弟，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吕氏家族乃至宋代最喜收藏、影响也最大的吕大临墓中当有更多更为惊喜的发现。

孔颖达疏说:“‘君子以致命遂志’者,君子之人,守道而死,虽遭困厄之世,期于致命丧身,必当遂其高志,不屈挠（退缩）而移改也,故曰‘致命遂志’也。”立命是为守道,而守道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君子为“遂其高志”而毫不退缩,坚持不改移自己的志向,以致献出自己的生命。或许,这可以说是最高层次的立命。乡贤能给我们留下的就是最大的财富。也是卫辉人值得骄傲的精神财富。

（白云荐稿内容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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