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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十四日，林清仍按原计划攻打皇官，命小队潜入京城，分散于饭铺、酒楼等处。十五日，或头裹白布，身藏小刀；或扮作卖柿子的小贩，在柿筐中藏刀，分东西两路进入内城。东队由陈爽、刘呈祥带队，太监刘得财、刘金领入东华门；西路由陈文奎、刘永泰带队，太监张泰、高广福领入西华门。太监王福禄、阎进喜等专为内应。东队接近东华门，被护军察觉，闭门拒守，起义军小队进入宫门者只有五、六人。西队六十多人进入西华门后，击毙护军，冲入尚衣监水颖馆，攻打隆宗门，被清护卫军击败，向南撤退，在宫城树起“大明天顺”、“顺天保明”的白旗。皇次子绵宁、总管太监常永贵指挥侍卫、太监进行镇压，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瑆、庄亲王绵课等率领健锐营、火器营官兵千余人从神武门进宫。起义军小队激战一昼夜，至十六日午，战死三十余人，被俘四十余人，攻打皇官的战斗遭到失败。

　　林清坐镇黄村宋家庄，等候滑县援军。十五日夜，在东华门被阻不能进宫的小队十余人返回黄村报告。十六日，不得消息。十七日晨，县衙差官伪装起义军，来迎林清人京。林清中计被捕。十九日，嘉庆帝自热河返回北京，处死林清及响应起义的太监。命陕甘总督那彦成为钦差大臣，与提督杨遇春、副都统富僧德、总兵杨芳等领兵去河南，镇压起义。又派兵分赴直隶开州及山东曹县，镇压当地的起义军。

　　李文成占领滑县后，树立“大明天顺李真主”大旗，以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以县北道口镇为军事据点，北攻浚县。九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六日，起义军两度大举攻城，清兵增援三千人，起义军两次战败，损失惨重。李文成得知清廷派大兵来攻，命浚县退兵，集结于道口以待。又命曹县起义军三千人由徐安国率领向道口结集。九月二十七日，清军进攻定陶，起义军在髣山战败，退入曹县扈家集。十月初四日，清军来攻，定陶、曹县起义军战败，全部覆灭。十月初，清杨遇春军与直隶总督温承惠军合攻道口，遭到起义军袭击，大败而退。那彦成至河南卫辉府，部署重兵，围困道口。起义军面临大敌，处境艰难了。

　　面对严峻的形势，李文成与牛亮臣、宋元成等集议，命曹县来此的徐安国率二千人突围渡河去太行山，与山西起义会众联系，作转移的准备。徐安国遭到清军堵截，不能渡河。十月二十七日，清军万余名分七路围攻道口。道口起义军也有万余人之众，两军激战，互有胜负。清军以大炮轰击，攻入镇上，纵火烧镇，起义军大败。徐安国率众数百人，败归滑县。道口重镇，陷于清军。

　　十月末，李文成与牛亮臣、宋元成、徐安国等计议，牛、宋、徐等留滑县坚守，由驻守滑县东北桃源镇的兑卦首领刘国明护送李文成向太行山转移，扩充兵力，再反攻清军，救援滑县。由于清重兵在滑县以西，李文成东走直隶南部的开州、东明、长垣，再向西南绕道赴辉县，去太行。当时直隶南部的形势是，开州、东明、长垣一带都有天理会起义军活动，十月初以来，清军曾先后三次进攻。起义军坚持抵抗；并曾于十月二十三日在开州获得胜利。李文成、刘国明率领军士一千名，顺利经过直隶南部，西行至辉县。沿途扩充队伍，至四千余人，驻于辉县西北山中，在司寨扎营。

　　十一月中，那彦成得报，命杨芳领兵追击李文成。司寨依山背河，易守难攻。清军计诱义军出寨，设伏兵围攻，义军损失二千余人。十一月二十日，清军大举攻寨。自晨至午，司寨被攻破，起义军退据民房抵抗，枪炮齐发，清军死伤甚众。杨芳又用火攻，在寨内纵火。刘国明跃出碉楼，击杀清兵数人，战死。杨芳向李文成喊话诱降。楼内大呼“李文成在此，欲杀即杀，断不肯降！”（《靖逆记》卷三）李文成与战友数十人，自焚而死。

　　这时，直隶南部开州以南的各地起义军也相继遭到清军的镇压而失败。起义军的主力据守滑县，仍有众二万余人，由牛亮臣、宋元成等统领。在杨芳部攻陷司寨的同时，那彦成于十一月十九日调集重兵，发起对滑县的围攻。清军约两万人分路攻打滑县四城的城门，都不能攻下。清军挖掘地道，也被起义军发现捣毁。起义军坚守滑县的战斗，持续二十日。清军久攻不下，架云梯登城，被起义军击退。十二月十日，清军暗中在城墙角下埋置炸药，炸开西南城墙，乘势攻入县城，展开巷战。义军奋勇抗击，伤亡惨重。次日，清军又施火攻的故技，纵火焚烧城内房舍。起义军被困。李文成妻张氏挥刀杀敌，在家中自缢殉难。突围军士约四、五千人，遭清军阻截，战死。二千余人被俘。宋元成战死。牛亮臣、徐安国等被俘不屈，被押送京城处死。起义军将领及军士数千人遭到清军的残酷屠杀，壮烈地结束了战斗。

　　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会起义，前后持续了三个月。起义发动时，即揭出推翻清朝重建新朝的目标，建立“大明天顺”旗号。起义者联合满汉人民，深入皇宫，更为前此起义所罕见，极大地震动了清朝。以滑县为中心的三省边界的起义军，邻近京畿，给予清王朝以严重的威胁。嘉庆帝调动数万重兵镇压了起义，随即命刑部酌议传习白阳等教分别治罪条例，搜查各地教徒。白阳、白莲、八卦等教，传徒为首者处以绞刑。奉教的“愚民”，“许以自赎”，由地方官“详为化导”以仁宗实录》卷二八一）。

　　此仆彼起的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冲击着腐朽的清王朝。清朝的统治日益动摇了。

（四）嘉庆帝病死

　　当林清起义军在一八一三年（嘉庆十八年）九月攻入皇宫养心殿附近时，嘉庆帝第二子、三十一岁的旻宁曾击毙起义兵士二人。嘉庆帝得报大喜，称赞他“忠孝兼备”，加封为智亲王。嘉庆帝晚年，面对重重矛盾，难于有所作为，一八二○年（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去木兰狩猎，旻宁随行，驻于热河避暑山庄。一日，嘉庆帝登山骑射，突然发病。次日，立旻宁为皇太子，随即病死，年六十一岁。旻宁（宣宗）奉粹宫回京，即皇帝位。改明年年号为道光。

第五节清朝统治下的各民族

　　清朝到乾隆时期已经完全确立了自己的版图。生活在今天中国境内的五十几个民族，都已处于清朝的统治范围之内。不过，史书记载的某些民族的称谓，与现在确定的名称或有不同。一些民族或分或合，也经历了逐步演变的过程。本节所述，主要是满、汉以外一些人数较多、记载较详的民族的概况，对其他少数民族，也尽可能依据现有记载作简略的介绍，借以表明清代的中国是各民族共同的祖国。

（一）蒙古族

　　明代蒙古族分布在漠北、漠南和漠西广大地区。早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前，满洲诸部即与漠南蒙古的一些部落密切往来。清太祖、太宗时期，满洲贵族娶蒙古贵族女为妻，倚用蒙古将领、文士，采用蒙古制度，蒙古文明对满洲的发展和国家制度的建立，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但漠西准噶尔等部在康熙、雍正时期、连年对清作战，直到乾隆时力完全臣服于清朝。在清代历史的发展中，蒙古族始终处于重要的地位。 　　

一、清朝对蒙古的统治

　　清太祖、太宗时期，曾将征服的蒙古与汉人，依照满洲八旗制分别编为八旗蒙古与八旗汉军。以后，随着汉地占领区的扩大，不得不逐渐采用汉人习用的明朝统治制度。在蒙古地区，也随着蒙古诸部的相继被征服和降附，而在蒙古原有的部落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旗制和会盟的制度。由于征服先后的不同和各地区情况的差异，清朝在各地先后建立的统治制度，也各有自己的特点。至乾隆时期，大体上确定了对蒙古的统治制度。

　　八旗蒙古八旗蒙古主要是来自五部喀尔喀和察哈尔部的降附的流散部众。他们大都在太祖努尔哈赤时被俘掠或降附，而并非整个部落归属。起初，被编入满洲牛录，隶属于八旗满洲。其后，人数渐多，编为独立的蒙古牛录，仍隶满洲八旗。一六三五年（天聪九年），清太宗皇太极以蒙古部众增多，遂依八旗满洲制度，编组八旗蒙古。俗称蒙古八旗或蒙军旗。八旗蒙古在满洲贵族指挥下对明作战，屡建战功，成为清国倚用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八旗蒙古的编组制度大体依仿八旗满洲。统领旗务的都统、副都统，由朝廷任命，满、蒙、汉八旗人均可充任。但旗属左、右二参领（札兰），则必由蒙古人充当。八旗蒙古的地位低于八旗满洲，但略高于八旗汉军。八旗蒙古贵族可在朝中身侪高位，成为满洲皇帝倚用的重臣。嘉庆帝时的总督长龄、大学士松筠，就都是出身于八旗蒙古。编入八旗蒙古的旗丁，或守卫京师或驻防外地，也和满洲旗丁一样，陷于贫困的境地。

　　寨哈尔八旗蒙古察哈尔部，明末曾一度称雄漠南。林丹汗败后，其子额哲降清（详见本书第九册第三章）。清廷以其部众编为八旗。依八旗满洲和八旗蒙古制度，旗分黄白蓝红，又各分为正旗镶旗，称正黄旗察哈尔、镶黄旗察哈尔等等。各旗设总管。康熙时，命部众迁至大同边外。乾隆时设都统，驻张家口统领。察哈尔八旗驻地东与蒙古苏尼特部为邻，西界归化城，南界直隶独石口、山西大同，北界蒙古苏尼特部，成为清朝统治下的一个特殊的区域。归化城大默特部在皇太极时降清，编为左、右二旗，各设都统一人管领。

　　内札萨克旗清朝在其统治下的蒙古各部，建立旗制统治。旗的长官称札萨克（执政）。有内外札萨克旗之分。内札萨克旗蒙古大体相当于明代所谓漠南蒙古诸部。旗制建立后，原有的部落继续存在。新建的旗不同干部，也不同于八旗制度的旗，而是依地理划分的一级军事行政组织。一部之地可设数旗，以部名冠于旗名。旗的长官札萨克，官级相当都统。下设管旗章京（梅楞）、参领、佐领。

　　蒙古各部原有会盟制度。建旗后，邻近地区的各旗定期会盟，从而形成旗以上的盟。盟也不同于部，会盟的各旗可以是原属于一部，也可以是分属数部。盟不是一级军事或行政机构，而只是协调各旗事务，并对旗札萨克进行督察。盟设盟长一人，副盟长一人，不设衙署。

　　各札萨克旗均有户籍，人户依制负担各种差役和兵役。由旗属佐领管理。佐领是各佐（苏木）的官员。一旗设若干佐领，视旗之大小而各有规定。乾隆时，旗属各佐领额定兵员为一百五十人，现役五十人。

　　内札萨克蒙古在漠南蒙古二十四部的基础上，先后建立四十九旗。科尔沁部自明初被厄鲁特部攻击，迁至嫩江流域游牧，曾助叶赫部、乌拉部与建州交战。后投依努尔哈赤，对明作战，并曾派兵随多尔衮入关，直抵江南。满洲皇室与科尔沁部世代联姻，清太宗孝端后、孝庄后，顺治帝孝惠后均出此部。科尔沁部以勋臣世戚，位居内札萨克诸部之首。太宗时设五札萨克，顺治时又设一札萨克，共建六旗。原科尔沁部分为左、右两翼。两翼又各设前旗、中旗、后旗三旗。邻近游牧的札赍特部、杜尔伯特部各设一旗，附于科尔沁部右翼。郭尔罗斯部设前、后两旗附于左翼。十旗会盟，为哲里木盟。科尔沁以东游牧的喀喇沁部，皇太极时，因不堪察哈尔林丹汗的控制，投依金国，助满洲攻打察哈尔。顺治时，随清兵入关。康熙时，从征准噶尔部，增设一旗，共两旗。雍正时，又增设一旗，合为三旗。与东南界之上默特部左、右翼两旗会盟，为卓索图盟。原来服属于察哈尔的敖汉、奈曼、阿鲁科尔沁、翁牛特、克什克腾等部，在天聪年间先后投依皇太极。遭到察哈尔林丹汗侵掠而投依科尔沁部的巴林部和札鲁特部，也在天聪时附金。翁牛特部与札鲁特部各设左、右二旗。其余各部均只一旗。此外，康熙时自喀尔喀西路南下投附清廷的喀尔喀左翼部，在喜峰口外放牧，自为一旗。以上十一旗会盟，称昭乌达盟。原属察哈尔的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阿巴噶等部，在林丹汗时越瀚海，北依喀尔喀蒙古，随后相继投附皇太极。原属咯尔喀车臣汗的阿巴哈纳尔部，在康熙时南牧附清。以上来自喀尔喀的五部，各设左、右二旗，合共十旗，为锡林郭勒盟。以上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合称东四盟。

　　西部二盟，一为乌兰察布盟，会盟者有归化城北的四子王部、茂明安部各一旗，四子王旗以西来自喀尔喀蒙古的喀尔喀右翼部一旗，归化城西北邻鄂尔多斯的鸟喇特部前、中、后三旗，合共六旗。一为伊克昭盟，会盟七旗，均属鄂尔多斯部。此部原附于察哈尔，林丹汗败后降清。顺治时设为六旗，左、右翼各分前、中、后。乾隆时又增设一旗，称鄂尔多斯左翼前未旗，合共七旗。七旗各有自己的名称，左翼前旗称准噶尔旗，左翼中旗称郡王旗，左翼后旗称达拉特旗，左翼前末旗又名札萨克旗，右翼前旗为乌审旗，右翼中旗为鄂托克旗，右翼后旗为杭锦旗。东四盟与西二盟合为内札萨克蒙古六盟。康熙时，清廷在归化城屯兵驻防。乾隆时又扩建绥远城，设绥远将军统管内蒙古军务。

　　漠西蒙古旗漠西阿拉善厄鲁特部，出于四卫拉特之一的和硕特部。康熙时，因遭准噶尔部噶尔丹压迫，固始汗后裔和罗理率部投清，命在贺兰山地区游牧，建阿拉善札萨克旗，又称阿拉善和硕特。乾隆时，礼萨克由贝勒晋为和硕亲王。不设盟。阿拉善旗之西额济纳河地带，设额济纳旗。为旧土尔扈特部阿玉奇后裔牧地，雍正时内徙定牧，设札萨克旗，不设盟。青海蒙古诸部在雍正、乾隆时，陆续建旗。和硕特部二十一旗、绰罗斯部二旗、辉特部一旗、土尔扈特部四旗、青海喀尔喀部一旗，二十九旗会盟，但不设盟长，由清廷任命的西宁办事大臣统辖。

　　外札萨克旗康熙时，漠北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礼萨克图汗和车臣汗部在准噶尔噶尔丹败亡后，分别编旗，仍沿袭汗号。土谢图汗部贵族策棱率部众投依清朝，受封为定边左副将军、和硕亲王，称喀尔喀大札萨克。雍正时，所部自土谢图汗部分出，自为一部。因其曾祖图蒙肯曾被达赖喇嘛授予赛因诺颜（蒙古语，好官）称号，故名其部为赛因诺颜部，无汗号。此后，喀尔喀蒙占即有四部并立。乾隆时，土谢图汗部二十旗，盟于汗阿林。车臣汗部二十三旗，盟于克鲁伦巴尔河。赛因诺颜部二十二旗，附厄鲁特二旗，盟于齐齐尔里克。札萨克图汗十八旗，附厄鲁特一旗，盟于札克毕赖色钦。四部各设正、副盟长。清廷任命定边左副将军一人，驻在赛因诺颜部辖境的乌里雅苏台，另有参赞大臣二人，统管四部军政。四部各设领兵副将军一人、参赞一人，受乌里雅苏台将军节制。乾隆时，还在土谢图汗部辖境的库伦，设库伦办事大臣一人、帮办大臣一人，管理商民事务及对俄通商事宜。

　　科布多诸旗乾隆时，在外札萨克蒙古以西的科布多城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各一人，管辖西至哈屯河（卡通河）流域放牧的蒙古各旗。四卫拉特之一的杜尔伯特部在乾隆时背准噶尔降清，编为十六旗，分左、右两翼，各设副将军一人。左翼十一旗；右翼二旗，附辉特部二旗。杜尔伯特部以西有阿勒但乌梁海部。乌梁海即元、明史籍中之兀良哈，游牧于阿勒坦山（阿尔泰山）。乾隆时降清，编为七旗，左翼四旗，右翼三旗。再西，阿勒但泊附近的阿勒坦淖尔（泊）乌梁海，编为二旗。科布多城以北有明阿特旗、额鲁特旗，城南有札哈沁旗、新和硕特旗，均各自编旗，不设盟。阿勒但山以南布尔干河附近之新土尔扈特部编为二旗，称为青色特启勒图盟。

　　唐努乌梁海外札萨克及科布多诸旗以北唐努山至雍正时划定的俄国边界地带，称唐努乌梁海，原为准噶尔统辖。乾隆时编为五旗。不设札萨克，管旗官员为总管。一七六○年（乾隆二十五年），清廷颁给各旗总管印。各旗军务由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统领。

　　上述各部斜，分散在各地称为“游牧内属”的蒙古族，就地编旗，与内外札萨克旗务，统由理藩院统管。康熙时曾将清太宗以来有关蒙古事务的法令、制度汇编成书。乾隆、嘉庆时先后两次增订，题为《理藩院则例》，以满、蒙、汉三种文字刊行。清朝对蒙古的统治制度逐渐完备。康熙帝曾说：“柔远能迩之道，汉人全不理会。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圣祖实录》卷二六五）清廷经康、雍、乾三朝，建立起对蒙古族广大地区的统治，在清朝统治集团中，蒙古贵族的地位仅次于满洲贵族。

二、社会经济概况

　　内外札萨克和漠西蒙古贵族，由清廷封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爵位。据乾隆《大清会典》统计，内蒙古共有王公八十四人、台吉四人；外蒙古汗三人、王公五十一人、台吉三十九人；漠西青海等地王公二十八人、台吉二十二人。蒙古王公依照清朝定制，在本旗建立王府，府属官制各依满族王、贝勒等级，设长史、司仪长、典仪、护卫等官。他们的仪从以及顶戴、服色、坐褥，都与满族王公大体相同。亲王年俸银二千两、缎二十五疋，（科尔沁三亲王各二千五百两，缎四十疋），递减至掌管旗务台吉银百两、缎四疋。分班朝见皇帝时，赏赉也各有定例。

　　清代沿袭蒙古领主土地所有制。蒙古旗地名义上属于皇帝，实际上各部贵族的领地，清廷划定旗界，或依山川，或设鄂博（封堆），不准越界放牧。如有违犯，便被视为侵犯他人利益，王公罚马七至十匹，庶人罚牛一头。

　　盟长和旗札萨克由蒙古贵族充当，管旗章京、副章京、参领、佐领等旗官，从台吉或贡民（阿勒巴图）选任。旗官凭借特权，使用优良牧场，放牧牲畜，勒索属下。并按规定各有一名以上的随丁（哈木济勒噶）服役。

　　西藏的黄教传入蒙古后，在蒙古族聚居区内，建有很多喇嘛寺庙。驻西宁塔尔寺的察罕诺们罕在青海势力最大；驻多伦诺尔汇宗寺的章嘉胡图克图和驻库伦庆宁寺的哲卜尊丹巴是内外蒙古喇嘛的首领，都设有商卓特巴管理属下喇嘛。一七二九年（雍正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哲卜尊丹巴二世举行坐床典礼，有二万五千喇嘛和十万牧民参加。喇嘛寺院都有自己的牧场、牲畜，主持寺院的大喇嘛役使下级喇嘛和庙丁（沙比那尔），并从蒙古人众中取得大量牲畜财富。大喇嘛按照清朝规定行使宗教管理权。内蒙古的锡哷图库伦札萨克喇嘛，喀尔喀的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额尔德尼班第胡图克图、扎牙班第达胡图克图、青苏珠克图诺们罕、那鲁班禅胡图克图，青海的察罕诺们罕等领地，建立七个喇嘛旗，行使如同各旗札萨克的职权。清朝还规定，凡蒙古胡图克图徒众超过八百名，寺院在所属旗五百里以外的，发给印信，行使政治权力。这些地方的寺庙大喇嘛，是政教合一的统治者。

　　蒙古平民（阿拉特）和王公贵族属下的贡民（箭丁）、随丁，寺院的庙丁是蒙古族的被统治阶级。

　　蒙古平民在各旗王公贵族的剥削下，极为艰苦，往往被迫逃离本旗，流亡四方。早在一六九一年（康熙三十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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